全国在线股票配资投资与开户网

天戈资本《我, 许可》让“进步主义”走向下三路

虽然从这几年的情况看，国内的女性主义、进步主义电影之类经常被拍得如同PPT一般生硬与尴尬，一些以小搏大的豆瓣定制电影，不仅未能引起大盘整体性的共鸣，甚至在某些进步主义群体内部也难以称得上服众。但仅以观影体验本身的话，经常也不是完全没可取之处。

比如《好东西》，抛开我们之前文章中讨论过的主题和内核问题，影片本身有上海等地方文化资本背书，主创尚可动用大量的名演员，支配相当可观的拍摄资源，从而让观感也算得上是有质地。再比如《酱园弄》，虽说虎头蛇尾，却也最起码有点导演几十年积累的匠气。

但最近又一个豆瓣高分女性主义电影，杨荔钠的《我，许可》，却和这些电影人基本该有的能力毫不沾边，让笔者在观影过程中全程尴尬走神。

浏览网络通稿，我们会看到本片高度对标《好东西》。剧情模式和元素上，二者确实有不少相似之处，同样是用进步主义解决人生困境，不靠男性角色拯救自己，拯救下一代。主人公在进步主义的旗帜下打怪升级。在这之外，也可以看到主创还有比《好东西》更大的野心。

《我，许可》的官方宣传是“大胆、有劲”。要知道《好东西》虽然非常戳相关受众的爽点，但和“大胆”没什么关系，它的整个内核悬浮在一种脱离现实的，精妙且安全的权力结构中。邵艺辉之所以不解释主人公悠哉游哉生活的荒诞性，和他们生活的物质基础从何而来这一问题，是因为她的观察和表达，既要为一线城市中的性别主义、进步主义受众服务，也要为上海一个世纪以来的城市形象服务。

比较起来，本片导演本身社会阅历多得多，所能触及的社会现实，能体察的三教九流的生活困境也多得多，之前也不是第一回试水母女关系题材。所以在上映之前笔者本来还有一点期待能拍成什么样子。结果，电影把劳工权益、性骚扰、医疗的性歧视、学生教育中的性话题等多个领域一锅烩，看似很“现实”，却因为完全服务于背书念经、避重就轻的进步主义而背离现实，荒谬不已。（以下这段有剧透，还有些“关键”内容实在不想打字，就放网上总结贴图了，想自己看的可跳过）

剧情大概是一名叫“许可”的小学语文老师，喜欢反复重复自己“母单”，忽然发现子宫有了息肉，想要做手术。而术前家属亲人的知情同意书又让她犯了难，在和她母亲来来回回的话语交锋中，无奈而挣扎的她奔波于各大医院，想要寻找合适的医生和实惠的手术条件。母亲也因各色原因，不断离开，不断地新找工作。

而同样，班上的学生也因为“服美役”，自行吞了避孕药被送入急诊室。而身为教育者和女儿的许可，最终同时完成这两项工作，在开学前做好了手术，女学生得到了帮助，母亲参加了劳工戏剧项目，和女儿达成和解，也找回了在传统婚姻中困厄不得志的自己。

看起来确实“现实”和“大胆”，但实际上呢？全部根据性别/进步主义这一卖点变成了吸睛装饰和推进剧情的点缀，反而因为要素太多导致剧情漏洞百出。

首先是文淇饰演的女儿这个角色就很矛盾。片子要展现并解决代际矛盾，需要母女间各种吵架，所以我们看到许可一直在不断皱眉、发脾气、摔东西，始终火急火燎控制不住脾气；然后还要展现主角怎么用性别/进步主义引领下一代，所以需要有她和孩子相关的剧情。

但因为电影一开始最核心的矛盾冲突就是“主角的阴道瓣完整”，也就是说她不可能有自己的孩子，所以她被设定成了老师。但设定成初高中的话，剧情冲突又要复杂很多，所以也只能安排当个小学老师。

那么请问，这种根本控制不住脾气的人，怎么能在这个师生家长关系非常敏感的今天，当一个需要情绪异常稳定的合格小学老师的？

况且，真正对当下基础教育局面有了解的人应该知道，教师在学校给小孩子灌输性别主义，又无疑会让本就家校关系紧张的局面更雪上加霜。

然后，退一步就按电影中所说，医疗系统一直在刁难女性，系统性的抱有考虑患者贞洁与否的观念，和持有免责消灾的官僚主义，使得我们的女主人公，在面对一个简单的小手术束手无策，那请问这是一个更为普遍的权责不对等的医疗系统问题，还是所谓“男权”的问题？

如果说母亲是因为“出走”而不断颠沛流离，换工作换环境，这是所谓父权制的婚姻存在结构性的不平等，那么母亲面临的性骚扰、被拖欠工资，到底是父权制的延续，还是劳动市场中劳工权益不被尊重的问题？

在本片的“重头戏”方面，在学校里讲生殖器官构造，询问学生“初潮”、“遗精”这类话，是坐在办公室才能意淫出来的高潮段落，已经完全忽视了当下无孔不入的互联网，早就帮大部分学生完成了不少性教育的工作。哪怕是现在的小学生，私下的谈论都比这开放得多了。并且，他们的家长在哪里？在现实中真正负责性启蒙教育的，学校的科学或生物老师又在那里？

这些上不了台面的情节手法只是为了衬托女主而故意设计的矫情段落，以示其是个优秀的进步主义战士。但是，这么一个优秀的老师、女性，面对妈妈又是何种态度呢？她又是怎样去想象，去“解放”老一代的母亲的？

结果，她既不能帮妈妈要到被拖欠的工资，又不能在一开始就接受一个其实没什么性格问题的母亲。解决方案居然是在片末，令人非常无语的带妈妈去尝试体验成人小玩具。成功之后，妈妈还发起了成人小玩具的传单，就为了蹭上那句进步主义的惯用经文，“直面并掌控自己的身体”。

在天津的大太阳底下奔波的妈妈，她的身体是否对应着高温补贴、五险一金，与休息场所？被解放前的身体又在哪里？从头刻意贯穿到尾的小玩具，固然对应鼓励上一代从传统而保守的婚姻中解放出来的理念，但是主创是否想过，传统的婚姻观念不一定对应保守的性观念，也未必对应充分的身体羞耻？

实际上，这只是进步主义构建自身合理性的一个需要，将女性抽离出来，剥去所有的社会角色和权力结构，按照时间远近和年龄大小论进步。

东北中年秦海璐化身为江浙人富家独生女，娇滴滴得只会求女儿安慰。面目狰狞，演技断崖下滑的文淇，反而理智的更像是母亲，她富有主见，遇事当机立断，敢闯色胆包天的富二代死宅的家中与其对峙，也敢在办公室场合直面自身的息肉、结节问题。

这不是所谓母女关系，恐怕，是近年来愈发想要成为进步主义旗手的主演与主创的算计。根据咖位高低、年龄大小论主次，按照发展潜力和粉丝群体数量大小分配深刻。年轻的文淇必须要启蒙下一代、指引上一代，永远正确，永远奔忙。而已经有过气征兆的秦海璐，就只能扮演个需要被女儿帮助、治愈，日常只会看霸总文的失意母亲。反正不管怎样，总归都是girls help girls。

以前我们总是强调，不需要文艺创作者有解决问题的能力，但既然你站在道德制高点教化世人了，那你就首先要有正确发现和描述问题的能力。现在我们再退一步，都不需要你能正确发现和描述问题，也理解你为了宣传和票房去炒作和消费一些问题，但总要适可而止。这么多单独展开都能拍一部严肃题材电影的问题，都被拿来当成这种下三路式进步主义的外壳包装，这与《我，许可》标榜的“大胆”、“有劲”毫无关系，倒是和“好笑”完全挂钩。

片中所有人都像是喝了假酒，不停地发生没必要的争吵，这确实颇为好笑。不是说剧情好笑，而是创作者毫无能力处理冲突，毫无深刻揭露矛盾的意愿，还要拉上“主义”的大旗很“可笑”。就像片中荒诞得令人发指的工资剧情，为了不让妈妈要工资这种太露骨而真实的问题出现，豪宅东家居然预付一个月工资，且在地主家的傻儿子性骚扰女佣被发现之后，竟然屈尊跪下来求和解和原谅。

这种现实议题全部因装饰需要变成了无关痛痒的和解和原谅。观众当然没必要指望这能像主演的另一部作品《嘉年华》那样对现实的直击强而有力，但搞成这样，实在跟“大胆”一毛钱关系没有，只会让人觉得够好笑的。

不光剧情上，就如开头所说，本片甚至在视听语言上也毫无“大胆”之处。通篇固定机位，充满两位女主角不明所以的自我凝视，长时间的脱衣沐浴镜头。辅以邵艺辉般的舒缓音乐，加创痛呈现，和精致的不能再精致的家庭置景，以及不知道是哪个实习生设计的综艺花字。

毫无波澜的剧情，和四平八稳的视听语言，一开始就能猜到结尾的母女和解的故事，这和大胆又有什么关系？有成人小玩具就算大胆，还是要动妇科手术，给学生做性教育是大胆？我们只能看到导演先有了个进步主义的空壳，再将角色按部就班的放入。角色和角色之间，充分按照空间场景的关系，只能有两两对应的关系，不能脱轨，不能越界。这别说大胆了，连匠气也谈不上，只让人感觉到庸俗。

如果《我，许可》真的要想大胆，那么，男妇科医生角色首先就不该找一脸性冷淡、窝囊废且帅气的白客演。他在剧情中负责宽容、挨骂和证明有“男性女权主义者”存在，以证明电影本身没有偏废，没搞对立。

但想一想，结合男妇科医生的处境来看，他面对的质疑、嘲讽，乃至传统观念的压迫，可能要比片中任何一个女性角色都要严重。同时我们再设想一下，如果这位男妇科医生，是一个大腹便便、脑壳光滑的中年秃顶形象，那么此类电影的受众们，还能接受这种形象的大夫给主角做手术么？但这一切，都因为白客这几年“最有人夫感”的形象定位而轻飘飘化解了。

如果《我，许可》真的想要玩现实主义，那么那位五年级就有“身材焦虑”的女学生，为什么会有身材焦虑，什么渠道、平台令她有身材焦虑？她会不会面临闲言碎语乃至校园霸凌，她的父母因为什么原因从头到尾都都缺席，他们父母的身体又在被谁、在什么地方被奴役？

如果《我，许可》想要揭示职场困境，这个连邵艺辉都敢直面的话题，就不应该设计一个在上完班之后，依旧能四处奔走、摆平麻烦的教师角色。女教师的婚恋、生育困境，如影随形的家长投诉、教学压力又在哪里？以及，同样是身为教师的笔者，始终不能理解一个情节，为什么她，居然可以让教室空堂，这到底是为什么？为什么她不用被通报扣钱？

这些都是现在的进步主义受众们不想看到的话题，它空有着主义的噱头，却丝毫没有主义的坚定，更不用说现实的褶皱和艰涩。国内这几年的进步主义电影总是想要精致而利己，光鲜而靓丽，这是这类田园进步主义一直未能产生广泛影响的重要原因之一。一旦失去某些平台的集美救场买票，它也就只能喊喊口号，在虚空中审审敌人。

比起来，之前的《好东西》在有地方文化资本加持下至少能掀起风浪。上海的富人们从容不迫，饭桌上都是上野千鹤子这些谈资，而“小半年只能赚两万”的天津小学老师，一个简单的小手术都得考虑再三，四处求援。

在没有强有力的城市当亲妈，雄厚的资本当亲爸的情况下，这类进步主义只会显得空虚而琐碎，看起来嫌贫爱富，连合格的表达都做不到。它一旦想要真切地探讨一些“劳工”、“性教育”、“医疗”等话题，延伸到与女性主义紧密相关的社会问题上，就会完完全全的陷入不知所云的八股文中，乃至让人产生不了一点兴趣。

总得来说，这类进步主义电影是一定会被玩坏的。没有《我，许可》，也会有别人来完成这个任务。这类作品的受众喜欢背一些一张纸就能写满的金句，一些人尽皆知的人名，一旦这些东西被大量重复，相关电影也只会显得如无根之木一般无聊。最后我们就总是会看到，对电影的评论本身，对题材的孱弱、观察的浅薄的质疑，被转换成是否支持“女导上桌吃饭”的站位，变成了“你可以不支持电影，但是要支持女导演”。